中国古代幸福指数最高的当数宋代了。宋代人的生活情调体现在日常生活中，譬如文人之间的行酒令。而后再由行酒令发展到“小词”“散曲”等。这是一种文人交往、酬客的小雅文化。从这些“小词”、“散曲”中，我们可以窥见他们的日常生活。在这些文人的行酒令中，我们可以了解这种文化的小雅之处，即由“斗酒”到“斗才”。斗来斗去，斗出的是生活情调，是俗态中的风雅。不过，行酒也是有规矩的，不许任何人耍赖。为了防止耍赖，行酒之前必先请一位才色双绝的艺妓担任“录事”，实为仲裁。先由酒客公推出一个起始执花者，唱一句词，传一次花。有的行酒者委托艺妓传花，有的行酒者委托艺妓唱词。艺妓无论受到何种委托，都要配以必要的夸张动作，现场演绎，以博得文人雅士的好感，增添行酒的氛围。
文章来源华夏酒报宋代的行酒游戏十分昌盛，上至君王，下到百姓，无人不会，无处没有。就连老夫子司马光也难免“轻辞丽句”：宝髻松松挽就，铅华淡淡妆成。轻烟翠雾笼轻盈，飞絮游丝无定。相见争如不见，有情何似无情。笙歌散后酒初醒，深院月斜人静。
欧阳修《醉翁亭记》中的“宴酣之乐，非丝非竹，射者中，弈者胜，觥筹交错，起座而喧哗者，众宾欢也。”就是行酒的盛况。据宋代邢居实《拊掌录》记载，欧阳修与友人饮酒行令，要求每人作的两句诗必须触犯刑律，而且罪在徒刑以上。其中一人说：“持刀哄寡妇，下海劫人船。”另一人说：“月黑杀人夜，风高放火天。”轮到欧阳修，他慢条斯理地说：“酒粘衫袖重，花压帽檐偏。”众人一听，大惑不解，问他为何诗中没有犯罪内容，他说：“到了这种时候，徒刑以上的罪也能犯下了！”足以见得，欧阳修推崇行酒游戏，却反对酗酒犯罪。
宋代人行酒令，委实狂热，就连外国人也不放过。据明代潘埙《楮记室》记载：宋神宗元丰年间，高丽国派一位僧人到宋朝来，其人很聪明，能饮酒。朝廷派杨次公接待他。一天，两人行酒令，约好要用两个古人姓名，争一件东西。僧人说：“古人有张良，有邓禹，二人争一伞，张良说是良（凉）伞，邓禹说是禹（雨）伞。”杨次公说：“古人有许由，有晁错，二人争一葫芦，许由说是由（油）葫芦，晁错说是错（醋）葫芦。”
宋代文人饮酒行乐的最大成就，就是形成了许多慢词、小曲等，许多词牌名在长期的行酒游戏中固定下来，如“调笑令、天仙子、水调歌、荷叶杯、醉公子、南乡子……”从这些词牌名中，即可窥见宋代人的小资情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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